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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光和村民们的澳门金沙手机客户端影像计划

发布时间:2019-05-09 19:49编辑:导演浏览(130)

      2005年,独立艺术家、纪录片作者吴文光拒绝了一个拍摄纪录片的邀请。邀请他的人叫简艺,为“中国―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”工作。该项目由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执行,在中国基层农村展开村民自治的培训。为期5年的项目,那时进行了4年,简艺希望有部影片做个纪录。

     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里,三部村民影像作品循环播放。这三部在吴文光当年的村民影像计划中,属于“最不惹麻烦”的,而非最有特色的。 (Matteo Bartolin/图)

      2005年,独立艺术家、纪录片作者吴文光拒绝了一个拍摄纪录片的邀请。邀请他的人叫简艺,为“中国―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”工作。该项目由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执行,在中国基层农村展开村民自治的培训。为期5年的项目,那时进行了4年,简艺希望有部影片做个纪录。

      吴文光对村民自治毫无了解。“我基本上觉得它是作秀,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。”简艺游说他至少看看项目资料。吴文光看了,发现“村民自治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已经试行了”。

      培训内容是特别实际的技术操作,比如村民选举时怎样设置隔间,保证每个人填票时身边没有人。这让吴文光有了兴致,但他没有直接接下拍摄纪录片的任务,而是把这件事彻底变了个样。

      2005年9月的一期《南方周末》上刊登了一则消息,介绍“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”,从广大农村征集参与者。最终报名参加“村民DV计划”的有48人。最终选出10位,每人得到一台家用DV摄像机,在北京“草场地工作站”经过3天的拍摄训练,各自回到家乡,拍摄报名时各人提交的影片计划。20天后,村民们带着机器和磁带回到草场地,在吴文光团队的帮助下剪辑素材,完成影片。(见南方周末2006年5月11日报道《村民自治,村民自拍》)

      吴文光没想到这个计划会一直延续十年。他也没想到,这件事情最后出现在第56届威尼斯当代艺术双年展的中国馆里。

      村民作者要用自己拍摄的素材,做出自己的短片。他们不会在电脑上剪片子,要“指挥”吴文光的工作人员操作。村民本来就有的某种自卑在陌生的技术面前放大了,与操作人员的沟通稍微遇阻,他们会将就和退让。

      吴文光没有意识到,一些村民作者认为影像的传播能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境。一个作者的短片主题是村委会的日常运转,却又想塞进村里小学校危房改建,希望能引起民政部关注,获得资助。有的作者很自然地想拍成“焦点访谈”,讲村里的产权纠纷、分地不公,吴文光会开导劝阻。从“村民自治”项目的角度考虑,他也不希望这些作者里出现“影像斗士”。

      村民作者再次退让。但憋闷并不消散。最后一天,九位作者开了个会,核心意见是:在片子里想说的话,好多没让说,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权力。

      会议全程用DV录了两盘磁带。拿到磁带,吴文光很恼火当面问过几次,村民们什么也不肯说,却在背后开“黑会”。很多年以后,吴文光已经和几位主要当事人心无芥蒂。但当时,吴文光觉得背后让人捅了一刀。

      这也促使他反思。“他们对机器如获至宝,就像黑暗里有一个窗户打开,伸出一只手。我是给他们帮助的人你能拍拍片就不错了,你还要怎么样?这种居高临下的优势感,至少我潜意识里有。”吴文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      村民影像计划宣告结束,发完牢骚或者表达完感谢的村民作者带着DV机各回各家。吴文光告诉他们,如果还愿意拍摄,草场地工作站会继续支持。7位作者表示愿意接着拍,有三位作者再也没有回到草场地。

      2006年,吴文光建了邮件组与村民作者交流。2006年5月,5位作者回到草场地,学习剪辑影片。他们做出了各自的《我的村子2006》、《我的村子2007》、《我的村子2008》到2010年,仍在拍摄的村民影像作者只剩四人,当年牢骚最大的几位恰恰都在。

      一心要拍“焦点访谈”的湖南农民贾之坦,一直坚持介入现实的拍摄方式,也曾经把拍摄的影片当做上访材料,还真的得到了积极回应,但现实问题没有那么快解决。北京的邵玉珍始终保持着农村家庭妇女温和、中庸的拍摄作风。当年“黑会”里挑头的山东青年农民王伟,面对坚硬的现实感到影像的无力,越拍越泄气。

      吴文光从不掩饰对德国艺术家约瑟夫·博伊斯作品《七千棵橡树》的崇拜。1982年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,博伊斯实施的这件作品,是在5年内邀请志愿民众在市内种植橡树7000棵,并在每棵树下放置一块准备好的玄武岩石条。如今这些橡树在卡塞尔随处可见。橡树的寿命是800年,它们将不断释放一件观念艺术作品未可知的潜能。吴文光向往这种与公众、社会发生密切深远关系的艺术。

      “村民影像”2010年宣告不再作为独立计划存在。村民作者仍然拍摄他们想拍的题材,他们同时也参与到“民间记忆计划”。2006年,王伟在村子里拍摄时就听到老人讲述往事:土改、人民公社、三年饥饿他觉得把这些记录下来很重要。邵玉珍反对:这些事还都没定论呢;贾之坦觉得好:我就是吃过食堂的。

      2009年吴文光开始“民间记忆计划”,除了村民作者,也有许多学生、实习生参与。至今有二百多人为这个计划回到家乡采访、拍摄,足迹遍及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宁夏外的所有省份,采访超过一千名农村老人。近80%参与者只完成一次采访拍摄,剩下的人坚持到两年以上。最积极的是贾之坦,迄今他已经采访了117个农村老人。

      一开始,吴文光就考虑了“民间记忆计划”的未来:“民间记忆计划不主动募款,不去申请资助。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少事情。”2013年前,所有志愿拍摄者都是自己解决设备、吃住。后来有国外美术机构加入合作,支援了一些拍摄设备和电脑。

      拍摄中看到的困难情况多了,他们又发起了一个“老人辅助基金”。朋友间五百一千地募款,现在这个基金每年向十个村子各捐1500元。“做起码能做的事,看他们缺什么药,或者有些人盐巴都没有了。有极个别的老人是没电没水,子女也不管,这就有专门的资金,花三四百元就把水管接通了。”

      吴文光近年拍摄的纪录片《治疗》和《调查父亲》,与他早前因之扬名的《流浪北京》《江湖》大异其趣。“我曾经太有野心一部作品出来把很多东西灭掉,或者一下子让自己从人群中浮出来。但是民间记忆计划,让这种野心和欲望消失了。《治疗》或《调查父亲》的做法,是我同他们在一条河里面游泳的过程中,找到了自己游泳的知识。”

     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里,两面照片墙罗列“村民影像计划”和“民间记忆计划”的纪实图片,三部村民影像作品嵌在其中循环播放。当年的村民影像作品中,这三部属于“最不惹麻烦”的,而非最有特色的。吴文光还是有不甘。2010年开始,吴文光整理他与村民作者在邮件组里的文字往来,编写一本书,书名叫《农民与摄影机》,快要完成,已经写了四十多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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